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 中国城乡一体化到了“大突破”时期,供大家参考。
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中国城乡一体化到了“大突破”时期
2010年10月25日13:47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第三章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大挑战。从全国来看，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主导型和行政主导型两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叠加，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不仅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推进城市化形成制约，还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形成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成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需要。
中国由生存型阶段转向发展型新阶段，也是由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阶段。未来几年，城乡一体化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性与深刻性开始全面凸显，全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将全面加快，城乡结构的变化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
1. 中国到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
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生存型压力逐步减小，发展型压力逐渐增大，对城乡一体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已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战略。
（1）中国进入城乡一体化的临界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轨迹来看，一般国家都经历了城乡分化、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五个阶段。在城乡对立阶段，城镇化率、工业化率一般在30%～50%，城乡融合阶段，城镇化率一般在50%～70%，工业化率一般在40%～50%。2008年，中国工业化率为48 6%，已经达到了城乡融合阶段的标准，
但是城镇化率尚未达到50%，按照目前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势头，未来5年左右将达到城乡融合阶段的标准，也就是说，未来5～10年将是实现城乡融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跨越的重要时期。
（2）发展型新阶段对城乡一体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面对日益增大的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向内涵式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城镇、生态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与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二是面对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压力，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创造良好的消费预期，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战略转型。三是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城乡矛盾突出的压力，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和谐的城乡关系，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下一步现代化目标打好基础。
表2.25 由生存型到发展型阶段的城乡结构演进
2. 城乡一体化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任务
中国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从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任务看，都与城乡一体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1）城乡一体化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不足1000美元时，已经有85%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购买力太低，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不管是从需求总量还是需求层次上看，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巨大，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潜在的巨大需求。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30年间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5年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32%。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尤其在生存性需求基本满足后，农民对电器、电机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上升，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更大。2007年，每
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电137.79台，而在农村仅为94.38台，城市是农村的近1.5倍；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空调95.08台，农村仅为8.54台，城市是农村的11.1倍；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53.77台，农村仅为3.68台，城市是农村的14.6倍。百户居民拥有的洗衣机城市是农村的2.1倍，电冰箱城市是农村的3.6倍多，移动电话城市是农村的近2.1倍。
据测算，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也就是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新增消费规模将达到3.2万亿元。然而由于长期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分割，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目前城乡之间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在生产和消费上的金融服务、资源可及性等经济环境方面的城乡差距更是持续拉大，成为影响农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大财政在这些方面对农村的投入，将会大大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
（2）城乡一体化对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有重大影响。城乡二元结构本身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结构调整的重点，城乡二元结构又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不利因素。由于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管理体制，人为阻碍了城乡资源的流动，土地、人才、资金等资源低水平开发利用的问题突出，从而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工业和制造业升级乏力、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薄弱。据统计，目前农村存在巨大的隐性失业，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空闲和批而未供的土地400万亩，相当于全国一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据调查显示，工业用地利用强度普遍偏低，部分地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每亩只有几十万元，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仅为0.3~0.6，造成了隐性的土地闲置。同时，中国农村建设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呈逆向发展趋势，1997~2005年，中国乡村人口减少9633万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11 75万公顷（176万亩)。
（3）城乡二元结构是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由于城乡二元制度上的限制，城市化的潜能未能完全释放。目前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10个百分点，一方面，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限制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产业条块分割的现象突出，工业品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演变为巨大的产能过剩，第
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城市产业升级和劳动需求，这些又反过来制约了城市人口增长即城市化的进程。如果能够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公共服务制度，就能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变成市民，让农村消费变成城市消费。目前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约1.5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据测算，若假定其中的20%变成市民，其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以2008年消费水平计算，当年居民消费总额和GDP将增加亿元，经济增长率能提高近1个百分点。
（4）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因素。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重在60%左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8年的3.3∶1，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趋于放缓。1978～1984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1989～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1996年增长加快，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长3.7%。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民收入增长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直接带动了农村消费的较快增长。近年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相对水平不断下降是农村消费贡献下降的最主要原因。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
图2.8 1978~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变化情况
3. “十一五”新农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城乡一体化尚未有实质性突破
“十一五”期间，中央在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上下了大力气，连续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和农村改革力度，各级政府在“多予、少取、放活”方面有很大进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根据2009年中国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六大重点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获得的评价最高，占50.85%。在推进改革开放的10项主要任务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相对较好，占43.50%，仅次于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专栏2.14：中国30年来城乡一体化改革进展
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城乡分割的藩篱被逐步拆除、朝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方向不断迈进的历史。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重点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在短短的几年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如星星之火，从局部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983年起，中央决定撤社建乡，宣告了人民公社体制彻底废除；同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确立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户成为农村经济中的经营主体，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变化，为要素流动和重新组合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重点是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开放农产品市场。134种统派农产品陆续放开，多渠道流通，价格由市场决定。粮食先由国家统一收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双轨制”，继90年代初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解决了粮价倒挂问题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国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兴起，同时，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各种类型的农贸市场快速发展，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农业，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重点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城乡分割的局面进一步被打破。早在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经济结构开始多元化；到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民工潮”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对农民采取“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启动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随着中国加入WTO，农业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城乡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增强。
第四阶段：新世纪初以来。重点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形成新时期强农惠农政策体系。2000年开始试点，到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中央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首次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国家还相继提出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转向农村、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初步形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局面，有力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资料来源：杜鹰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N］ 中国经济导报，2008-12-18
专栏2.15：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演变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城乡关系演进的最高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得以实现，也与体制、政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78年）：城乡分治、靠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只能靠农村和农业积累。其特点是通过计划经济的安排，依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工业积累，城乡之间建立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服从于国家战略安排，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以农补工”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受到限制，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不高。
（2）第二阶段（1978～2000年）：通过市场化改革激活城乡生产要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城市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城乡内部的生产力都得到大幅度释放。而且，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相对封闭的格局被打破，在工业收益大于农业收益的市场效应下，劳动力、土地、资本三要素快速向城市流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也有效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一时期公共资源配置也主要向城市倾斜，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并未真正打破，尽管政策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
（3）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从农村综合改革到城乡一体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改革从过去的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上层建筑领域。在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领域的改革，也拓展到省与市县关系、县与
乡镇政府关系的调整。从中共十六大的统筹城乡发展，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的目标，城乡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其体制与政策创新全面提速。
但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仍然处于滞后的状态，根本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由于推进城市化受到政府行政力量和政策制度的深刻影响，城市化所需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各种资源要素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未充分发挥，城市从农村汲取资源要素的格局尚未根本转变。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土地资源分配实际是“以乡补城”。在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下，政府获得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和经费依靠从农民手中征地卖地所得，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估计达1万亿元。随着城市化进程，地价大幅度升值，升值规模过万亿，但土地收入分配的不规范，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有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的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组织得25%~8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城市土地、住房基本实现市场化，但政府对农村的土地、住房的市场化仍然存在诸多限制与顾虑。农民工农村宅基地不能买卖，造成农民工不能将农村房产变现，只能“裸身进城”，无法在城市安居。
（2）城乡二元的财政金融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的重心仍然是城市，三要素流出农村的格局没有变。例如，金融成为从农村抽取资金的一个抽水机。据估计，1994~2003年10年中净流出近3.3万亿元。
（3）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自SARS危机后，中国推行了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制度，为农民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进步。然而，要看到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仍相当大，目前城乡名义收入差距为3.3倍，但加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因素，城乡实际差距达到6倍以上，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在形成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中至少占有40%的权重。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享
有的公共服务的种类、水平和可及性的差距，最突出的是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系统。更根本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制度体现在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以及向城市倾斜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上。
专栏2.16：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摘自迟福林主编《第二次转型》，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