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协调、建言献策、辅助决策，是办公室的重要职能。其中，沟通交流是基础，也是完成辅政职能的关键，只有在充分且良好沟通的前提下，办公室才可能完成政策协调及领导关系、部门关系、工作关系、地区关系等的协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胡乔木与上司沟通策略研究【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沟通协调、建言献策、辅助决策，是办公室的重要职能。其中，沟通交流是基础，也是完成辅政职能的关键，只有在充分且良好沟通的前提下，办公室才可能完成政策协调及领导关系、部门关系、工作关系、地区关系等的协调。沟通协调职能既是由办公室工作的性质与方式决定的，也是由办公室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时，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曾说：“秘书长职位，担负着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协调左右等重要职责，是重要的参谋助手，换句话说，虽然不是主要领导，但容易影响主要领导；虽然不是主要决策者，但容易影响主要决策者。因此这个职务，举足轻重，岗位特殊。”①
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既是办公室领导，也是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他沟通的对象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郭沫若等政府领导，还有中共中央这个领导集体，处于沟通上下、协调内外的中枢位置，靠近中央最高决策层，既有位置优势，也有信任优势，还有信息占有与传递优势。
胡乔木与上司的沟通不限于公务，还有大量私人事务及情感沟通。沟通方式与策略多样化，有汇报工作的，有提供对策的，有提请注意的，有转达申诉建议的，也有通过兴趣爱好、文章著作等私人交流联络的。
一、在公务沟通上分类处理
公务沟通是胡乔木与上司沟通的主要方面。胡乔木依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一是只汇报，不请示；二是汇报且请示，但不建言；三是提供拟办意见，请求审核；四是提供参考意见，请求选择；五是提醒督促；六是转达意见。
（一）汇报不请示
1949年6月27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七一文章选送上，七七口号今晚送上。四国会议已在《国际一周》中说了，待七七文章再说。嘱广播的几篇文章均已办。”②像这样的短信，在胡乔木的书信中比较常见。毛泽东在6月24日给胡乔木写信，要他办四件事：一是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份纪念七七的口号并给出了具体的指示，还要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起草一个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要求在8天内完成。未过两天，毛泽东在6月26日写信向胡乔木催索纪念七一的论文（《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廿八周年》）及七七口号（《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中共中央发布口号》），足见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的重视。毛泽东26日来信指示胡乔木再办两件事：四国会议应该有一篇评论，考虑到胡乔木的任务太重，建议在七七文章中讲国际形势时写进去。二是将当天《人民日报》的两篇短文广播。6月27日，胡乔木去信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七一文章已经写好请主席审读，七七口号当晚送达。附带汇报了两件事：一是四国会议的评论在《国际一周》中说了，在七七文章中再说这个问题，这是向毛泽东表明自己正在考虑如何写七七文章，同时也在回应毛泽东对四国会议的关切。二是要求广播两篇文章的工作已经落实。
毛泽东的指令非常清晰，要求也很具体，只是时间紧急，胡乔木按照时间先后与重要程度逐一落实，没有拖泥带水，高效地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工作。
（二）汇报且请示
1.不提供明确意见，请上司定夺
比如1950年12月28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一、胡佛演说全文已刊今晚（《参考消息》），可否以资料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四版或《世界知识》？二、《实践论》发表同时，可否将中央领导的决定再发表一次，并要求邓拓同志写一评论予以介绍？”③这两个问题一个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敌对国家总统的演讲，另一个涉及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胡乔木不加入意见，请毛主席决定，这种沟通方式是合适的。需要指出的是，胡乔木并没有接到指令做这些事，而是主动建言，同时把决定权交给上司，这是明智的做法。
2.提供拟办意见，请上司审核
因为事务繁杂，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有一些相对较小的事情，毛泽东会委托胡乔木去做。比如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他现在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④胡乔木代为处理周作人来信，是毛主席授权的，胡乔木可以先斩后奏，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我想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作人的特殊身份，二是周作人是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对他的处理既有警示作用，也有导向作用，在政治上必须谨慎，不能擅自做主。胡乔木不仅做了调查，还与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扬交换了处理意见，达成一致后才写信请毛泽东决策。
3.提供参考意见，请上司选择
有学者认为，办公室工作者要学会有问题自己找答案。“资深幕僚人员应为主管设想出合理的方向及方法，要主管做选择题而非是非题。”⑤好的办公室领导不会消极等待上司的命令，而是积极考虑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适时建言献策。需要注意的是，负责任的办公室领导不是替上司做决定，而是因势利导帮助上司做决定。为了节省上司的精力与时间，同时减少上司担心权力失控的忧虑，睿智的办公室领导总是请上司做选择题而不是判断题。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将在《人民日报》一次刊登结束，因为牵涉重要的党史，胡乔木比较慎重，前一天致信毛泽东请求指示如何修改个别字句。“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妥当。”⑥毛泽东回复：“方针”为好。胡乔木觉得“方式”指意不明，决定修改，提供的备选词却有4个，足见其用心。胡乔木将“方针”放在最后，可能是自己也觉得方针比较好，但没有明说，将选择权交给了毛泽东。按照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针是“为发展某项事业制定的指导原则”。原理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带有普遍意义的道理”。道路是“地面上供人或车马通行的部分。两地之间的通道，包括陆地和水上的”。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泛指决定全局的策略”。“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确立的革命理念，是指导性原则，不是具体的方式、道路与策略，也不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的，不能机械理解，所以用“原理”“道路”“战略”跟它搭配都不妥当，用“方针”确实非常恰当。
（三）提醒上司注意
有些事项是职能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或者依据程序议定的，不需要上司审批，但需要签字走程序。对于办公室领导来说要学习优先级排序，分清楚何者重要，何者紧急，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其中有些事情是紧急但不重要的，有些事情是紧急而且重要的，这些事情都需要及时提醒上司，防止积压影响职能部门的工作。
1952年1月30日，胡乔木致信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刘少奇，提醒尽快审核留苏学生选派计划。“今年留苏学生选派计划经文委、财委、教育部、人事部、外交部开过几次会，提出方案，又经李富春同志和师哲同志修改，兹送上，望即审阅，以便迅即分配具体名额，考选集中学员并成立留苏预备部。”⑦胡乔木强调了制订方案的程序是正确而且慎重的，因为选派计划经相关部委多次开会商讨，同时经主管此项工作的政务院政务委员李富春和曾留学苏联的俄语翻译家师哲修改，是没有问题的。论理，胡乔木的信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他又加了两句话：“时间急迫，务望早日退回办理”。⑧胡乔木之所以加上这两句，笔者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情确实非常紧急，职能部门还需要时间办理，延误不起；二是此信要经三位主要领导审阅，如果有一人耽搁，就会影响办公效率，提醒领导及时审阅是必须的。
（四）替他人转达汇报
办公室领导处于决策层及实施层的关口，各种信息汇集到办公室，需要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虽然沟通上下是职责所系，但上司时间有限，办公室领导不可能事事转达，必须有所筛选。要筛选就要把握原则，秉公办事。转达的标准是什么呢？研究胡乔木工作案例，共有三条标准：一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先，二是拟办事项紧急而且重要，三是问题本身带有普遍性与全局性。
1961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两次给胡乔木去信，第一次谈西湖文化面貌和迁墓问题，第二次去信揭露了浙江省遂昌、黄岩等地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群众作风粗鲁野蛮，并再次谈到迁墓问题。胡乔木认为周建人反映的情况比较严重，乘开会之机，给刘少奇看了信。刘少奇认为这封信说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胡乔木把信送毛泽东及各中央同志看一看。5月25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周建人说的问题，在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信也很短，很容易看。”⑨周建人来信涉及三个方面问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对待群众作风粗暴问题，西湖文化保护包括迁墓的问题。胡乔木意识到问题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因为其他省也有类似事件，甚至比浙江的更严重，决定代为转达。为了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除了转告刘少奇批示外，还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特别说明周建人态度诚恳，信也比较短，敦请毛主席看看，以期引起重视。胡乔木的敦促起了作用，毛主席当日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二、私人沟通坦诚相待
胡乔木是中央副秘书长，也是毛主席秘书。研究表明，秘书与上司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与上司建立融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秘书更好地服务上司的前提，也是上司与秘书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主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⑩韩国大成产业株式会社会长金英大先生这样评价他的秘书沈夫人：“名义上，我确实是沈夫人的上司，但事实上她却如同我的左右手一般重要。她当了我30年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职场里的上下级关系，倒不如说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更为恰当。”⑪
（一）在私人感情上彼此关心
办公室领导与上司长时间一起工作，彼此关心，通力合作，休戚与共，相互成全，很容易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如果把握好原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1951年2月，胡乔木因胃溃疡严重出血而做了胃切除手术，住院前后，毛泽东给予了帮助与关心，周恩来亲临探视，胡乔木非常感激，于当月14日致信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病情进展，表达谢意，同时还表示恢复工作以后力求对党多做贡献。
今晨马大夫和其他医师来看我时告诉我，我的胃肠新通路已经证明发生作用。（吃进的多，吐出的只五分之一；胃部气体残渣已可从大肠排出；胆汁已开始分泌到胃部等。）十二指肠出血不但已完全停止（昨天连血的残余也再未吐了），而且再不会发生。现在虽然还有些呕吐，也无关重要，不日自会完全停止。伤口状况良好，今日已开始拆掉三针线。今天开始自由饮用流体食物，血压脉搏体温均良好并逐日进步。马大夫和陈宝信、宋遵武两位医师以及三位轮流看护的护士都异常尽心，身体痊愈已无问题。我的病承主席多方关切，并承总理亲自近视，心中感激，实难言表。现在身体康复在望，在医生允许出院和恢复工作后当努力学习和工作，同时必当继续注意爱护身体，力求对党作一切可能的贡献。⑫
阅读这封信，不难发现胡乔木在汇报病情进展时，描述非常详细具体，甚至有些琐碎。胡乔木为什么这样做呢？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个性使然，胡乔木一贯就是一个细心认真的人。
二是胡乔木了解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知道主席需要自己尽快出来工作，所以他用更多的笔墨描述病情向好的态势，力图打消主席的忧虑与担心。
三是表达私人感情的需要，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胡乔木在汇报病情时，可能很少想到从下级的角度例行汇报工作，而是像家人、朋友那样聊家常，所以事无巨细，和盘托出。一方面宽慰收信人，防止他们过于担心；另一方面表达自己战胜病痛的决心，总之都是非常私人化的情感表达。
（二）在兴趣爱好上巧妙沟通
办公室领导要更好地服务上司，最好是培养与上司共同的兴趣爱好。如果双方有了相同的爱好，也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沟通起来会更顺畅。毛泽东兴趣广泛，比较突出的爱好有书法、历史、诗词、游泳等，这些兴趣爱好几乎伴随了他一生。胡乔木博览群书，涉猎广泛，痴迷诗词，但业余爱好很少，就喜欢写诗填词。
胡乔木从1961年6月开始休养，8月17日曾给毛泽东去信问候，介绍自己的身体情况。毛泽东回信，要求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⑬。胡乔木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专心养病，把许多空闲时间投入到了诗词创作中，并请毛泽东、郭沫若、陈毅等人修改。
1964年10月下旬，胡乔木将自己创作的13首词的未定稿寄给毛泽东，请求“阅正”。当年11月，胡乔木续写三首《水龙吟》，也寄给了毛泽东。12月2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首少了两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便于您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以说明的，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粗具首尾，补足原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⑭
认真研读胡乔木给毛主席及中共中央的信，凡是有关工作汇报的，胡乔木的信一般都比较简略，决不枝蔓，涉及私人事务时，信就比较琐细。可能是因为公务活动需要提高效率，准确简洁是第一位的，不能写长文章。私人事务就不同了，可以撇开这些官场规矩，没有顾忌地畅所欲言。
在此封信中，胡乔木除了在末尾汇报了西湖风景区改造一事，绝大部分篇幅谈的都是与自己诗作相关的事情。一是对毛泽东将诗作送给《人民文学》发表表示感激，对毛泽东的评论表示完全同意；二是请毛泽东修改经郭沫若改动的清样；三是请毛泽东审阅续写的三首《水龙吟》。胡乔木将有关词作的内容叙述得非常详尽，可能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是他的诗友、知己，当然可以放开谈。既然毛泽东修改他的词作非常用心，还推荐刊物发表，他当然也要倾情回应，话就自然多一些。
1965年1月20日，陈毅致信胡乔木：“你休养中，以填词自遣，这办法最好。”⑮“自遣”的心思当然是有的，但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精于诗词的人很多，胡乔木没有必要一定要请毛泽东“阅正”，更何况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党务政务军务工作极为繁重。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江青看出了这一点，极为不悦，曾当面训斥胡乔木道：“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⑯胡乔木知难而退。胡乔木的诗词兴趣到1965年6月就中止了，重新燃起兴趣已经是22年以后了。⑰
（三）通过上司著作便捷沟通
如果沟通对象有著作，通过著作沟通就是比较便捷的手段。《毛主席诗词》版本很多，1963年版却是最为特殊的，因为它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带有总结性的诗词集，它的出版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大事件。63版《毛主席诗词》是毛主席若干诗词集中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风行时间最长的版本，多次被再版。这个版本中有一首词——《七律二首·送瘟神》，是庆祝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的，流传颇广。第一首中有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原作为“三万里”，胡乔木建议修改的，不仅更符合科学，气势上也要强得多。“遥看”在原作中为“遥渡”。胡乔木认为：“遥似可改夜，因为银河本来夜晚才看见，而且太空大部黑暗。夜渡较遥渡更具形象性，更多暗示性。”⑱后一条修改意见，笔者认为胡乔木的想法很好。“日行”对“夜渡”，相比“遥看”更加工整。“夜渡”确实更形象，更多暗示性。地球在太阳系中，太阳在银河系中，人类每天都在银河系中穿梭，好比摆渡一样，凶险且刺激，譬喻战胜血吸虫的不容易。毛泽东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显然认真思考了，将“遥渡”改为了“遥看”。
除了修改毛泽东诗词外，胡乔木在1966年参与编辑《毛主席诗词选》，就某些诗词的用词、注释甚至标点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1964年4月23日，胡乔木还因为一篇文章致信毛泽东：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但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
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⑲
据《胡乔木书信集》注释，这篇文章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最早刊于1939年5月30日《新中华报》。毛泽东听从了胡乔木的建议，把此文收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改名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句话曾被作为毛主席语录中的名言而广为传播，有人撰文认同。⑳
题目显然是编者改写的，来自于毛泽东文章中的一段话：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㉑
胡乔木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熟悉毛主席文章，还是资深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找出了“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的提法最早出处就在这篇《抗大三周年纪念》中，同时指出广为人知的“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早也出现在该文中。他虽然暂时离开了主席，但还是秘书，发现上司可能已经遗忘的文章，写信告知，也是职责所系。
“一般来讲，沟通有三个层次：信息沟通、认识沟通与情感沟通。信息沟通是基础，认识沟通是保障，而情感沟通是人际沟通的提高与升华。无论上司与下属，都不会满足于信息沟通与认识沟通，而是致力于建立信任与友谊，情感沟通都是追求的目标。”㉒在公务活动中，更多体现在信息与认识沟通上，胡乔木虽然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与上司有分歧，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私人活动中，虽然信息沟通与认识沟通都存在，但情感沟通更重要。情感上的融洽和睦与爱好上的相互欣赏反过来又会促进信息沟通与认识沟通，从而提高公务活动的效率。
笔者认为，“高级秘书与上司沟通，提升专业水准是基础；把握上司心理，适时主动汇报是手段；坚守职业道德，推己及人，以忠诚感动人是成功沟通的保障。”㉓胡乔木在与上司沟通的过程中，很好地践行了这些理念，给当今的秘书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研究胡乔木与上司的沟通策略，当今的办公室领导及秘书可以从中得到参考与借鉴，进而提高沟通效率，更好地服务上司。
注释：略
（作者:蔡茂，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来源：秘书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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